大摩史蒂芬·羅奇:“十二五”規劃將引發史上最大消費潮
三月初,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批準其第十二個五年規劃。這個五年規劃有可能作為中國最大膽的戰略舉措之一而載入史冊。
從本質上講,它將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過去30年來以出口及基礎建設投資為導向轉向以國內消費為主要驅動的增長模式。這種轉變將對中國、亞洲及更廣泛的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的第五個五年規劃為上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搭建了平臺,第九個五年規劃則引發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浪潮,即將推出的這個五年規劃將推動中國重新考慮其經濟的核心價值理念。
第12個五年規劃將針對這一點,首次將重點放在扶持國內消費市場的三項舉措上。首先,中國將開始對制造業斷奶。制造業已經成為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導向的經濟模式的基礎,雖然制造業30年來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利益,但制造業依賴于資本密集和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特點使之無法吸收中國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因此,根據新的五年規劃,中國將發展的重點放在了勞動力密集型的服務業模式上。人們希望這個規劃能夠提供一個大規模交易密集型產業的詳細發展藍圖,這個產業包括批發和零售貿易、國內運輸和物流供應鏈、醫療保健、休閑和酒店餐飲等等。
這種轉變將為中國人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當服務行業就業的人數比制造和建筑業高出35%時,中國就可以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放慢后達到其就業目標。此外,服務業消耗的資源也遠遠低于制造業,這為中國提供了又一個更清潔、更環保和更有希望的增長模式。
新的五年規劃扶持消費市場的第二項舉措是尋求提高工資,重點將放在解決農民工工資收入低的問題。他們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人口的30%,這與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顯然是背道而馳。改革的措施包括促進農村地區購買力的稅收政策、擴大農村土地所有權和以技術手段為主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但最大的影響無疑將來自于支持持續而快速的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人口的政策。自2000年以來,每年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始終保持在1500至2000萬人。如果繼續以這樣的速度進行遷移,中國將不得不放松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嚴格的戶口或戶籍登記制度,這種制度限制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將工人及其福利束縛于出生地。
通過推進服務業就業與強調提升農民工的工資,將對提高中國的個人收入水平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中國目前的個人收入只占GDP的42%,相當于美國的一半。但勞動收入的增長要超過高速增長的GDP,則需要促進中國人的個人消費,從儲蓄轉變為消費也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這一問題構成了新的五年規劃扶持消費第三項舉措的主要部分,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絡,以減少出于對未來的擔心而增加的預防性儲蓄額度。具體來說,這意味著要立社會保障、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與失業保險,這些計劃存在于紙面上,但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例如,2009年,中國的退休系統資產(包括國家社保、地方政府的退休福利計劃和私營部門的養老金)總共只有2.4萬億人民幣(約3640億美元),平均到每個中國工人身上,其終生全部退休金只有約470美元,難怪中國人的家庭出于對未來的恐懼而厲行節約了。中國新的五年規劃必須立即糾正這種養老金缺乏的狀況。
除了支持消費的這三大支柱政策外,第十二個五年規劃還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內容。這項規劃將重點放在加快發展幾個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從生物技術、替代能源和新材料技術直至下一代信息技術,這些也很值得關注。
但將重點放在國內消費上可能成為新的五年規劃的鮮明特征。在我看來,這足以刺激中國的個人消費從從目前的谷底(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在2015年提高到占GDP 的42-45%。雖然按照國際標準這一比例仍然偏低,但這樣的增幅對于中國經濟恢復平衡仍然是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樣的增幅對于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也將帶來巨大的推動,不僅是東亞,增長乏力的歐洲和美國經濟也將大受其益。事實上,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很可能引發現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消費浪潮,使人們經久難忘。經歷了這場經濟危機后的世界如今還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嗎?
但是有一個問題:在向以消費為主導充滿活力的經濟模式轉變過程中,中國將減少其儲蓄盈余,這樣留給如美國這類正在持續削減赤字的國家的資金額度也就將減少。中國引導了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而發達世界卻拖其后腿,這種不對稱性可能是中國“十二五”規劃所無法預測的關鍵因素。
(本文原載于《中國企業家網》,作者系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耶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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