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斌:中國應避免跌進中等收入陷阱
大部分國家從1000美元進入到了3000美元,看他們的發展,他們長期三十年、四十年陷入在發展中國家,只有少數能夠進入發達國家。日本、韓國到了人均3000美元進入發達國家的步伐很順利,而其它一些國家不是這么順利,墨西哥、阿爾巴尼亞、秘魯等等。而其說明的意義是什么?第一,告訴我們一個基本原則,人類的發展史,從來不是直線線型的。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能擺脫所謂的貧困陷阱,但很多國家擺脫不了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長期停滯在中等收入水平,比如秘魯60年一直停留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什么?告訴我們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發展方式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階段人均3000元叫做要素驅動,第二個階段是效率驅動,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第一個階段,有錢做點投資、有力量就去工作,如果政權比較穩定、有糧食的基礎設施就能在這個階段擺脫貧困陷阱,所以大部分國家都能夠達到。第二個階段,就是中國即將進入或者已經進入的階段,所謂的效率驅動階段,配置的生產要素效率要提高,同時這些要素的質量要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投資的積極性要調動起來。第三個階段,其實離我們稍微有一點遠,所謂的創新驅動階段,就是創新,但我們離的稍微有點遠,也不是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剛才各個層面都提到了我們會不會進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關于出口比重、通貨膨脹等等問題,我們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面、哪些是經濟增長的因果,比如說儲蓄率太高,看日本、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儲蓄率也非常高,等他經濟增長率一落下來儲蓄率自然就落下來了,所以想調也調不下來,大的經濟增長階段可能這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現象,而不是一個因素。
大家現在關心中國的密切相關的有四個因素:政府規模是不是過大、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人力資源積累不足、健康不足。我把世界經濟增長跟這四個因素做個相關性的分析。你可以看出政府規模過大確實是引起反向的效果,比如財政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比重,由此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二,貧富差距過大跟經濟增長的關系,大家可以看出確實有一些相關的關系,中國的貧富差距也確實過大。第三,教育水平,其實相對于我們的經濟增長水平來講我們的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較好的,教育水平跟經濟增長也有一定的正相關的關系。第四,我以人均壽命來看的話也有一個正相關的關系。
我們現在關心過去30年我們取得很大的成就,過去30年我們人均每年能增長8%,將來30年為什么不能增長8%?如果把這個作為我們目標我們人均就會達到1.5萬美元,那我就把世界經驗拿出來看,世界各國人均達到了3000美元將來20年會不會到1.5萬美元?然后相對看一下中國的情況,我把能找到的東西都放進去,包括前面講的四個因素:政府規模、收入不平衡、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還有投資比例、教育比例、通貨膨脹、對外投資等等因素都放進去,大家看的很清楚,所有這些因素統計上都不顯著,剛才這四種因素單拿出來可能有一定的相關性,但綜合起來關聯并不顯著,為什么?世界這些國家哪些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哪些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這個模型把中國的因素放進去,20年之后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個概率有64%,但對這樣的預測并不能太抱信心,因為剛才這些因素已經決定了跟經濟增長的道路不是那么有必然性。
通過剛才簡單的消息能夠看到什么呢?托爾斯泰告訴我們,幸福的家庭看起來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素,對于國家也是這樣,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我們現在談到的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這些都是動態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會結構的固化、社會流動性低才是最可怕的。什么叫動態的不平等和靜態的不平等?如果沒有社會流動性,父輩窮則子輩窮,就算收入差距大但社會流動性強,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兩個社會更有活力?這就是靜態和動態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講社會流動性的定義是什么呢?他是上一代人的收入對下一代人的影響,這里相關系數是負1到1之間的值,社會流動性就代表著代系相關指數在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是負數就代表上一代是窮人下一代也是窮人,這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改變這種現狀,所以負1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正常社會都是在1和0之間,因為代系之間有各種因素影響代系之間的傳承,所以自然有個高于0的概念。但趨于1的話就有了徹底的變化,上一輩會直接影響下一輩。
實質上,GDP的增長跟社會流動性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正相關的關系,我剛才講這種相關性極有啟發意義,但看一下其它國家的例子,拉美國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一個原因是代系之間的相關性,秘魯、巴西,相關性都是超過負0.5%-0.6%,美國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像歐洲一些國家都是0.3%左右,而這種社會扭曲就能使這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么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使社會結構固化呢?這是由于你從貧困陷阱跳出來之后,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時候你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則沒建起來,同時政策做不到公平公正,導致一部分人利用這些不是很到位的政策,就使得這個社會難以建立起社會流動機制。因為我們剛剛從要素驅動的階段做起來,每個人都覺得我的成功是因為我的了不起,所以社會對動態的機會平等沒有文化共識,這就使得很多國家慢慢社會固化,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非常艱巨的,要從以前物質上的基礎設施建設轉移到從市場基礎和法律基礎上的建設上,另外是職業市場準入的限制,現在政府采用各種各樣的考核機制,這里有個國際借鑒我覺得很受啟發,就是美國的評選法,我在美國生活時間比較長,肯尼迪總統推動了評選法,然后他們的一位領導說不能把人放出去跟他說你現在跟他們平等了,可以跟他們競爭了,這樣還不夠,告訴他我們追求的不只是自由還要追求機會,追求的不只是平等作為權利作為一種理論,美國是最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的,對以前處于劣勢機會不平等的人員要有另外的考慮,評選法對于他們群眾的平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主要是性別之間的平等,美國的女性現在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現在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人口里1/2的人都能覺得自己有機會,覺得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從物質資本投資轉移到人力資本,而且不僅是總量要增加,還要著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舉個例子,日本從49年開始了教育立法,投入經費也逐年上升,他的法律規定全國的師資盡可能統一,東京最好的小學人均經費不能超過最偏遠小學人均經費的2倍,而我們的現象是20倍、30倍,日本的教育法同時規定一個老師不能在同一個學校任職5年以上,這樣就不可能有所謂的重點中學,而且讓所有的小孩不能因為他們的父母出身覺得跟另外的小孩是平等的。
中國社會在現在進入關鍵發展的階段確實面臨著巨大的經濟轉型的課題,但我覺得更大的命題是怎么轉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怎么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怎樣使社會里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感到有機會、都有積極性,只有這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這樣才是一個能夠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這不是道德的問題也不是哲學的問題和政治理念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必然。
(本文原載于《中國經濟網》,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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